《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》读后感
若干年前，大约是讨论人文精神最热闹的那阵子吧，有位当医生的朋友曾这样对我说：“设想某天早晨一觉醒来，有一号职业的人忽然全体消失，蒸发掉了，无影无踪了，这世界却丝毫不受影响，人们照常工作、吃饭、休息、玩乐，时间仍是流逝，街市依旧太平。你说，这是一种什么职业呢？”趁我一时语塞，他立即代我回答：“就是像你这号搞文科的知识分子。”我向来和他抬杠惯的，这次却还没来得及说“不”，就已经自己泄气、服气了：“是啊，如果忽然消失的是全体医生，天下岂不要大乱？至少，那天全世界等着开刀的成千上万急危病人是没救了。”当这本书的书名——《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》（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9月版）——跃入我的眼帘时，蹦出我脑海的竟是这么一个回忆。
照本书作者弗兰克·富里迪的意思，当今之世，“知识分子”真的是全体消失了；他说的也是“搞文科”的知识分子。谈知识分子而只限于“文科”，这倒不是随意的定义，也不是出于政策考虑，这在历史学上是有根据的。法国当代史学大家雅克·勒戈夫有一本很著名的书《中世纪的知识分子》，里面说：“在西方国家，知识分子随着中世纪的城市而诞生”；“‘知识分子’一词出现在中世纪盛期，在12世纪的城市学校里传开来，从13世纪起在大学里流行。它指的是以思想和传授其思想为职业的人。”那时的大学是教会办的，在大学里教书的是教士，他们专业和传授的思想当然越不出“文科”范围。所以，《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》一书中没怎么论 ……此处隐藏835个字……七情六欲，就有在约束条件下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自然倾向；有的经济学家笔锋一转，会说知识分子的精神劳动也是“趋利”行为，但此“利”不是指精神劳动的成果可以换得的好处，而是指精神劳动内在的过程和目标即是“利益”所在。有一点区别必须强调：精神劳动与其约束条件的关系有其特殊性，跟做工、务农、经商、从政这些行为与其约束条件的关系，不能等量齐观；精神应该具有超越性，一定程度上，甚至与约束条件无关。
富里迪先生是个左派，据译者介绍，他生在匈牙利，后来移居英国，曾化名注册，成立大不列颠革命共产党，自任主席。他心目中的知识分子，其实是西方那些“从来不对现状满意”、“质疑传统价值”的批判型左派知识分子，因此知识分子所代表的“理性”、“理想”等等，就不是源于传统，而是知识分子自我作古开创的新的价值。他甚至把保守的右翼人士指责、攻讦左派的言论称为“反知识分子论”，换言之，他把右翼知识分子开除出知识分子行列了。然而，这本书里却有一个很深刻的观察：“如今，颂扬和试图维护现状的，不再是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们。相反，右翼知识分子很愿意看到制度和文化发生根本性的改变。传统上由右翼承担的对文化和教育机构的维护，现在由专业人士和专家接手了。”这就是说，文化保守主义对现代的文化状况更具有批判态度，左派却蜕变成了“顺从的知识分子”，因为“专业人士和专家”的前身，很可能就是左派；例如，在法国这个一向被视为“知识分子故乡”的地方，“今天的知识分子看起来更像小技术官僚”。这样说来，过去寄托于知识分子群体大生命的思想之魂，将归何处呢？书里没有回答这个问题，甚至也没有提出这个问题。尼采说“上帝死了”，福柯说“人死了”，现在富里迪先生则是期望知识分子复活，但他开不出起死回生的方子。好在这期望里，多少还有点活气。
